周代數

供給和需求是宏觀經濟一個硬幣的兩面，二者的對稱平衡是維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關鍵。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的新常態階段，消費需求結構、市場競爭格局、資源環境要素等呈現出新的階段性變化。

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出發點就是要改革經濟體的供給面，強化以企業為中心的資源配置機制，調整、優化產業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形成有效供給，并與“穩增長”、“穩中求進”相對應的需求管理政策有效配合，實現供給側促發展、需求側穩增長，供求雙輪驅動、共同發力的格局，使國民經濟實現在新常態下的平穩較快增長。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時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兩周年之際，新產業、新消費、新模式、新投資孕育著蓬勃生機，這其中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然而一些地方或部門在執行過程中也有部分誤區尚待厘清。

一、成效

作為中央提出的新型施政理念之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各項政策文件的熱門詞匯，它將政策制定者、市場參與者關注的重心從過去需求側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轉移到了供給側的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上來，核心是解除要素的供給抑制，提高全要素生產力，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總體來看，制約當前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核心變量是制度要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施政者的視野，為剔除一部分不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發展的體制障礙、釋放制度紅利提供了可能。

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兩年來的效果看，“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全面推開、亮點紛呈。去產能——鋼鐵、煤炭等傳統產能過剩產業落后產能出清；去庫存——重點化解三、四線城市過剩房地產庫存；去杠桿——加強金融監管與風險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堅守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底線；降成本——分別在減稅降費、降低融資成本、降低用地用能成本方面成效顯著；補短板——圍繞脫貧攻堅、基礎設施欠賬、增加創新發展動能、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等方面精準發力。

具體來看：去產能方面，解決煤炭、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是去產能的關鍵。為此，國家層面出臺了鋼鐵、煤炭等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同時出臺關于建材工業、有色金屬工業和石化產業等產業調結構促轉型增效益的指導意見。2016、2017兩年鋼鐵、煤炭去產能目標任務均超額完成，企業兼并重組和結構調整取得進展。嚴格控制新增產能并推行減量化生產，積極推動企業兼并重組和轉型升級，多個行業較大幅度地實現了扭虧為盈的目標。

去庫存方面，通過戶籍制度、住房制度、公積金管理制度、城市更新（舊改、棚改、城中村改造）制度等領域改革，一定程度化解了不斷高企的房地產庫存面積。兩年來，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大面積減少，通過“租售同權”等創新舉措培育和發展了住房租賃市場，2016年、2017年的工業產品庫存連續同比負增長。截至2017年9月，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為6.03億平方米，相比2015年末高點下降1.16億平方米，降幅達到16%。

去杠桿方面，兩年來，去杠桿穩妥推進。2016年12月6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印發《關于落實降低企業杠桿率稅收支持政策的通知》，強調將“落實和完善降杠桿財稅支持政策”作為重要任務，要求各級財稅部門切實減輕企業負擔、降低企業成本，為企業降杠桿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通過推進兼并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存量資產、優化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轉股、依法破產、發展股權融資等七大手段，積極穩妥降低了企業杠桿率。

降成本方面，2016年8月22日，國務院印發《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清理規范了工程建設領域的保證金政策，加大了電力等行業的成本費用管控力度，壓縮非生產性支出，提升企業的經營管理質量和效益。同時，全面開展營改增試點工作，落實國務院“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要求，清理規范涉企收費，通過取消或下放審批事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人工、資金、用電等要素成本，切實減輕了企業負擔。

補短板方面，國務院加大了脫貧攻堅、災后水利和城市防洪排澇、農業、軟硬基礎設施、新產業、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等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的補短板力度，通過了脫貧攻堅、教育脫貧、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補短板的五年規劃。在創新和消費品升級方面補短板的亮點較多，加大了土地政策引導支持，鼓勵創新，滿足創新用地需求，支持發展新產業、新業態。從實施效果來看，生態環保、公共服務、水利等基建投資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

二、誤區

1、去產能要靠市場主導而不是靠行政命令

去產能被列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之首，從中央到地方的去產能政策出臺頻率也最高，過去幾年，很多國企都是在被動等待中央層面的去產能指標和指示，導致去產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行政命令，而沒有依靠市場主導。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政府行政和計劃收手段管不好產能，雖然行政命令的辦法在短期可能會抑制或者助長產能規模，但從長期看可能會造成新的供給過剩或者供給不足。實際上，去產能應該更多運用市場化的優勝劣汰手段、讓企業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發揮主體作用，優勝劣汰，自動出清。當然，考慮到過剩產能行業往往關乎就業問題，針對工人的分流、培訓及再就業等方面可以由政府來提供一些公共保障政策。

2、房地產去庫存的同時不能忘了去泡沫

在不斷推出的去庫存政策的影響下，中國房地產市場庫存出現了顯著的下降趨勢，待售商品房的同比增速已經由2016年初的15.7%降至2017年10月的~13.3%。

但是，房地產去庫存是在一線和部分二線城市房價暴漲的情況下出現的，地產泡沫越來越大，與房地產市場去庫存同時出現的則是居民加杠桿的力度不斷增加，個人購房貸款增速已經由2015年初的17.6%增至2017年9月的26.2%。特別是企業貸款增速不斷下降，社會杠桿分布出現了企業降杠桿、居民加杠桿的特征。

房產既有消費屬性，又有投資屬性，過去十幾年房子“只漲不跌”的幻象嚴重扭曲了住房的供求關系，導致了高庫存、高泡沫并存的現狀。在去庫存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去泡沫，必須堅定地抑制投資需求，保障住房的消費需求，將“房子是用來住、不是用來炒的”作為其基本定位。

目前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已探索企業自持租賃房、共有產權房、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房等多種舉措推進“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唯有這樣，才能讓剛需族有參與的熱情，才能讓無房者實現住有所居的基本福祉，才能共繪“美麗中國”的美好畫卷。

3、去杠桿是長期任務不是短期任務

實際上，全社會的債務杠桿率是政府、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和居民的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那么，“去杠桿”要么是“減分子”，即政府或者央行承接債務；要么是“增分母”，通過積極激活經濟動能來擴大GDP規模；要么是改善債務結構，即不同層級、不同主體之間的債務承接與置換。

這三種模式都非一日之功，因為高杠桿不是一天加上去的。其中，國企的高杠桿率更是由來已久，背后的核心原因是預算軟約束現象在中國長期存在，導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大規模借債，以及各類國有企業的高負債擴張。所以，去杠桿也必然是一個相對痛苦而漫長的過程。

此外，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才是真正最值得關注之處。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測算，若將中國經濟的杠桿率水平按照家庭、非金融企業、金融企業和政府四個部門進行分解，可以發現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高達170.8%，遠高于G20平均、發達經濟體平均和新興市場平均的92.3%、86.0%和103.6%。在其統計的42個經濟體當中，只有盧森堡、愛爾蘭等非金融企業有著更高的杠桿比率。因此去杠桿的重擔最終要落在非金融企業身上，亟須精準施力。

4、降成本不等于全面縮減支出

降成本不能簡單理解為減負，而應回歸到轉型升級和供需平衡上，不能以犧牲質量為代價。在成本不變的前提下，優化成本結構其實更可取。以企業降成本為例，如果一味通過降薪縮減成本，很可能導致企業人心不穩、積極性降低，其結果很可能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在降成本的問題上，通過積極采取措施或創造條件，支持企業由制造向智造邁進，實現轉型升級，通過改變企業的生產組織方式來降低成本。

5、補短板要考慮發展差異而不能一刀切

要堅持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開展補短板工作。補短板本是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舉措，但過去兩年來，很多補短板工作沒有考慮到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的發展差異，搞齊步走、一刀切。補短板應該根據實際條件和發展需要有重點、有步驟地采取措施，著重解決那些突出矛盾和焦點問題上的短板，把那些確實是本部門、本地區想要超越現有發展水平、取得新的發展成就的最大制約因素或者最明顯滯后領域加以補齊拉長。

三、展望

黨的十九大勝利閉幕，新時代、新思想、新戰略將引領中國經濟由高速率增長逐步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將是未來較長時期內的經濟工作重點，也被寄予了新的期許，承載了新的歷史使命。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解決供給側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將是中國當前及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就是要以“新供給”淘汰“舊供給”，推進經濟治理、經濟發展現代化。

2018~2020年是連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關鍵時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將步入為存量經濟嫁接新動能的“下半場”。后供給側改革時代應該破立并舉，“破”旨在優化存量資源配置，“立”旨在擴大優質增量供給，進而實現供需動態平衡。

總體來看，過去兩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減法”（減少低端供給和無效供給，破除“僵尸企業”等）做得可圈可點，未來要更加重視做“加法”，“加”要圍繞產業鏈的高附加值節點做文章、圍繞消費升級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做文章、圍繞民生問題、社會發展瓶頸問題做文章。在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深入推進“互聯網+”和實施“中國制造2025”等計劃，運用技術、環保、質量標準等法治化、市場化手段，淘汰落后產能，培育新動能，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創新經濟體。（作者為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經濟學博士，中國財政學會投融資專業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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