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現金貸平臺的壞賬率在20%左右，一名當地雇員前去催收，用戶用摩托車抵債。
某出海現金貸平臺的當地雇員，在印尼街頭地推。受訪者供圖

“我準備再干一個月就撤了，市場太熱，風險太高了。”印度尼西亞某現金貸平臺創始人徐波（化名）說。

12月1日，國內監管部門下發《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對國內現金貸平臺、網絡小貸平臺進行全面整頓，要求持牌經營、利率限制、催收規范，停發無場景依托、無指定用途的網絡小額貸款。

緊隨其后，12月8日銀監會印發《小額貸款公司網絡小額貸款業務風險專項整治實施方案》，嚴格審批網絡小額貸款資質，規范網絡小額貸款經營行為，打擊和取締非法經營網絡小額貸款的機構，并要求2018年1月底前完成摸底排查。

形勢之下，出海成了國內一些現金貸平臺的救命稻草。

根據國內出海服務平臺藍船出海不完全統計，今年10月底國內出海東南亞的現金貸平臺不超過30家，現在這一數字要超過40家。

現金貸企業數量的增加，直接導致當地企業競爭的加劇。首先流量成本從20元左右翻升至百元以上；其次技術設施薄弱，人才緊缺，運營成本上升導致盈利周期加長；此外，當地監管政策未明確也讓現金貸借貸利率出現混亂。這種復雜狀態，讓創業者對現金貸出海“愛恨交加”。

已有70家企業赴當地考察

“國內認識的做現金貸的都來了，粗略估算，在印尼做現金貸業務的和來考察打算做現金貸的企業得有100家左右了，其中約90%是中國的企業。”徐波告訴新京報記者。

徐波是一家在印度尼西亞做現金貸業務的金融科技公司創始人。2016年，中國的現金貸正如火如荼，徐波看準印尼，按照中國的模式做起了消費分期和現金貸。

“我們產品上線2個月下載量就超過5萬，注冊人數接近5萬，這還是在沒有做任何推廣的情況下。”印尼現金貸創業者劉唐（化名）說。

數據顯示，2.65億人口的印尼，19-27歲的藍領人口有7000萬規模，持信用卡的人僅有2%，銀行借貸利率在12%左右。現金貸平臺少之又少。

“能夠感受到，印尼的現金貸企業的確越來越多了。目前落地的平臺約30家，大約還有70家去了當地考察。”印尼現金貸平臺縱情向前科技創始人兼CEO雷厚義說。

企業數量的增加，一個新的矛盾產生了。“我們的投資人明確告訴我們，不允許接受媒體采訪，任何的發聲只會引來更多的參與者讓競爭惡化。”一位在印尼做現金貸業務的創業者頗無奈地說。

這種情況下，出海印尼的國內企業被分成了兩個陣營：在搶灘中占得先機的創業公司，擁有了部分客戶，風控、數據正在積累，他們的目的是守住陣營；另一方則是對這個偌大藍海市場的向往者，在他們看來，能抓住印尼這波現金貸浪潮，就能再造財富神話。

流量成本翻倍，盈利周期拉長

但是神話并沒有那么美好。現金貸參與者數量的暴增，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讓流量成本飆升。

“10月份以前，我們一個通過（放款審核）的用戶成本大概是20-30元人民幣；而現在成本最低是120元人民幣，最高的能達到400元人民幣，流量成本翻了10倍。”徐波說。

“流量費是按競價排名方式計算的。之前是一二十家在爭，現在突然變成四五十家在爭，費用自然就升上去了。”徐波說。

雖然雷厚義認為目前印尼的獲客成本可能沒有超過100元，但流量價格節節攀升確實也是不爭的事實。

此外，當地基礎設施薄弱，征信、數據、電信都需要重新搭建或者提升，政府辦事效率也不敢恭維。“一般每家現金貸企業投入期為5個月時間，僅注冊公司就要花四五個月時間。”徐波說。許多時候，都是邊注冊公司，邊搭建體系，甚至沒等證照下來就開始營業了。

流量成本扼住了現金貸平臺盈利的喉嚨。“流量成本這么高，利潤會被直接吸走，沒有盈利空間。至少需要八到九個月才能賺回來，盈利周期至少被延長了半年。”徐波稱。

盡管如此，但是這一波浪潮卻并未就此減弱。國內出海服務平臺藍船出海COO金祥稱，目前向其咨詢國外現金貸現狀和預約出海服務的現金貸平臺數量也在十余家。

線上風控靠人工，壞賬率超過20%

多位印尼現金貸創業者稱，成本升高，盈利周期加長，是出海現金貸創業公司無法避免的。

“很明顯我們是虧損的。”徐波表示。現金貸公司僅投入期就5個月，這段時期屬于全部投入。這也是市場普遍狀態。“據我們了解，還沒有哪一家現金貸平臺說自己已經實現盈利了。”金祥說。

除去成本，風控和催收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國內現金貸平臺發展至今，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風控和催收體系；而印尼的狀況則落后許多，“相當于3年前中國的水平。”徐波說。

這是因為在當地，既沒有征信數據，也沒有成規模的風控公司，風控自動化很難。“所謂的線上審核，實際上是申請人線上填完資料，公司再由人工線上審核，甚至還要電話核實借款人信息。”一從業者說。

徐波透露，當地現金貸平臺M1（30日內）的壞賬率為25%-30%；催過一輪后的壞賬率還在20%左右。

多名創業者均稱，在當地做催收，一定要找當地人組建團隊，這是當地現金貸公司的鐵律。“這里不同于國內，印尼是一個宗教國家，經常會有一些游行，所以催收要很謹慎。”

按照徐波的經歷，借款人去世，找不到借款人的地址，或借款人是一些特殊職業者，這些情況都沒法兒催收，錢只能打水漂。

年利率超300%，監管政策至今未明

運營成本的抬高，可以預見當地的現金貸利率也必然高漲。

“不像國內，印尼本地沒有出臺利率的限制政策，所以現金貸利息多是平臺自己定的，常見平臺的年化利息在300%左右，甚至砍頭息這種形式也搬到了印尼市場。”徐波說。

一名在印尼當地做現金貸業務的工作人員向新京報記者展示了一張微信群聊的截圖。一名現金貸從業者稱，“關于當地的法律法規，我們都不清楚”“所以犯不犯法，具體哪方面違法我們都不清楚，現在我們都是以身試法”。

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方面是參與者增加導致了市場混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地政府對現金貸監管的疏忽。

公開資料顯示，印尼金融監管部門包括當地央行和OJK（金融服務監管局）。目前印尼對金融科技公司只頒發兩種牌照，支付牌照和P2P借貸牌照。

但對現金貸，并沒有明確的監管政策。有知情人士稱，印尼當地監管部門已經在著手制定小貸方面的牌照，原定于12月底出臺，但目前還沒有確切政策。

“最后的情況就是，要么跑出兩三家，或者政策一刀切后一擁而散，全部都撤掉。我準備再干一個月就撤了，有這個計劃了，風險太高，市場太熱。”徐波說。

但也有一些人對撤退的說法表示懷疑。“競爭是比較激烈，但沒有到撤退的地步。最終是否撤退，不僅要看競爭程度，還要看不同公司的體量和實力。”雷厚義稱。

新京報記者 劉景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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