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末互聯網金融進入強監管時期，2018年的金融監管形勢將更加嚴峻。多位專家學者在近日網貸之家舉辦的《2017年互聯網金融行業高峰論壇暨第六屆中國網絡借貸行業峰會》上作出了這樣的判斷。 

據界面新聞記者梳理，從11月末央行暫停批設網絡小貸開始，央行、銀監會以及地方金融監管局開始了一輪對現金貸、網絡小貸、P2P網貸多種形式的互聯網金融業務的“嚴監管”。
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出臺的四份文件背后的監管措施是否明確監管主體、邊界和責任，是否具備法律效力，成為多方質疑的焦點。 

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在發言中指出“現金貸公司扎堆去美國上市，我覺得不是為了套現，主要是為了自我保護。監管的挑戰已經成為互聯網金融企業面臨的生死攸關的考驗”。 

劉勝軍表示，目前實施的審批是控制牌照的數量，從而拉高門檻。“以審批代替監管是一種懶政。而實際上，金融領域的監管對監管部門提出了很高的專業能力要求。以民營銀行為例，這種牌照審批制度陷入‘牌照管理’的怪圈。誰先拿到牌照，就變成金融的特權。”劉勝軍指出。 

劉勝軍還認為，現金貸在高利率的誤導式營銷和貸后暴力催收環節兩個環節完全可以通過行為監管加以解決。 

浙江互聯網金融聯合會總監事、浙江大學法律系副主任李有星則對現存的互聯網金融監管模式和監管體制提出了看法。 

李有星指出，監管層近年來公布的一系列對互聯網金融的文件中，大多數停留在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層面，卻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行政法規層面。例如，在發布機構上“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則是“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代為蓋章，因此，《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是行政法規還是一般性的規范？都應在法律上更加明確。 

此外，李有星還表示，監管應盡快明確一些重要的問題：比如說現金貸最后到底誰管？是人民銀行管還是銀監管？人民銀行統管還是到底分散到各分業機構？到底采用審批制還是備案制？中央和地方行為的邊界分工在哪里？ 

他呼吁以法治精神對互聯網金融進行監管，并以規范性、可預見性、權利義務清晰的監管模式來規范互聯網金融，限制權力的濫用，實行多方共治共贏的規則體系建設，盡快出臺《放貸人條例》和《非法集資處置條例》等法律頂層設計。 

對于互聯網金融未來的發展，劉勝軍認為，科技的風口沒有結束，第四次產業革命、“互聯網+”的風口還是方興未艾，未來依然有非常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