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東南亞，很像數年前現金貸業務剛起步的中國。你現在不去布局，機會就拱手讓人。”一家國內互金平臺負責人李凌（化名）告訴記者。隨著去年底一系列監管重拳令現金貸在中國境內舉步維艱，他決定將眼光瞄向東南亞這片尚未開墾的藍海市場。

在他看來，現金貸在東南亞國家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一方面東南亞國家人口眾多，但傳統金融服務輻射范圍及覆蓋率相對較低，給基于互聯網的現金貸業務帶來巨大發展機會；另一方面東南亞智能機用戶將超過2.6億人。智能手機的快速普及，也給線上現金貸業務快速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

今年以來，他先后踏足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與當地金融機構探討合作開展現金貸業務的機會。

這也讓李凌發現，美好愿景背后，是殘酷現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對現金貸業務的監管正在日益增強，比如印尼金融服務管理局（OJK）對所有P2P貸款機構開啟牌照監管模式，中國互金平臺在當地直接開展現金貸業務的操作難度驟增，迫使他們不得不接受當地金融機構相對“苛刻”的合作條件，通過“借船出海”掘金當地現金貸業務；另一方面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正導致優質借款人大量分流，整個現金貸業務正面臨獲客成本提高、風控壓力增加等運營新難題，稍不留神反而會陷入虧損窘境。

“不過，當前國內互金平臺在東南亞國家拓展現金貸業務基本都能賺錢。”凡普金科創始人楊帆告訴記者，問題是當強監管與市場競爭相繼來臨后，平臺還能否延續此前賺錢趨勢，就考驗平臺的風控與當地資源整合等綜合運營能力。

三大出海方式“各顯神通”

多次前往東南亞國家洽談現金貸業務合作機會的經歷，讓李凌對中國互金平臺的出海方式有著相對全面的了解，具體而言，當前國內金融科技機構進軍東南亞主要有三種模式，在當地設立子公司、或投資參股當地金融科技機構、或與當地金融科技公司開展業務合作。

多數情況下，擁有一定資本實力與金融科技研發能力的國內大型互金平臺傾向投資參股當地金融科技機構，因為這種資本運作方式能讓國內互金平臺更快獲得業務牌照與本土化運營資源等優勢，率先拓展現金貸業務獲取市場先發優勢。

相比而言，擁有一定當地人脈資源的國內互金平臺則傾向自主設立子公司，畢竟他們很早在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設立了分支機構研究當地現金貸業務發展空間，甚至已經參與了部分互金業務，有機會盡早拿到相關牌照啟動現金貸業務。

“我們則只能選擇與當地金融科技機構開展業務合作，先通過技術輸出進一步了解當地現金貸業務的市場狀況，再決定下一步業務拓展規劃。”李凌告訴記者。在他看來，這恰恰也是中國互金平臺切入東南亞現金貸領域的最強推手。

在中國，多數互金平臺完全可以通過移動互聯網收集用戶各類消費行為數據，判斷其信用程度高低。但在東南亞不少國家，由于電商業務滲透率不到5%，大部分當地居民購物仍然是通過線下的方式進行，加之不少東南亞國家征信系統覆蓋人群不高，因此當地不少金融機構很難通過互聯網大數據建立有效的風控模型降低現金貸欺詐壞賬發生幾率。對此，國內互金平臺可以進行“另類”風控技術輸出，比如借助金融科技技術關注借款人輸入身份證號碼的時間長短，以及是否存在修改痕跡等，以此判斷當地借款人是否存在欺詐動機。

“目前不少東南亞國家金融機構都相當看重這類技術。”李凌透露，這也給他們開展業務合作創造了不少機會。不過他也注意到，隨著國內越來越多現金貸平臺掘金東南亞市場，如今不少當地金融機構也開始“貨比三家”，更愿意先“拿來”風控技術做測試，再根據不同風控效果決定與之合作的國內互金平臺，無形間拖慢了他們現金貸業務在東南亞國家的拓展規劃。

“平臺管理層對此很著急。”李凌直言。究其原因，當前國內互金平臺都意識到，誰能在東南亞率先開展現金貸業務，誰就有機會賺到最大的流量紅利與經營利潤，一旦市場競爭加劇導致業務不斷下沉與獲客范疇拓寬，平臺未必能持續獲得足夠多的優質借款人，到時風控若不過關，整個現金貸業務就可能轉盈為虧。

資金出海與市場先發“瓶頸”

除了市場先發優勢之爭，令李凌相當苦惱的，還有資金出海問題。

“在探討業務合作期間，不少東南亞當地金融機構也曾提出能否由我們提供更多資金，便于他們迅速拓展現金貸業務，相關利潤分成可以根據我們意愿設定。”李凌回憶說。為此他曾多次往返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協調資金出海問題，但他發現這種資本運作方式操作難度非常大，一則中國資本管制措施令人民幣換匯出海參與現金貸投資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二則東南亞國家貨幣匯率波動較大，也讓整個平臺管理團隊擔心出海資金很可能蒙受匯率巨大損失。

他直言，這也讓他們失去了不少業務合作機會。比如印尼金融服務管理局（OJK）規定，外來互聯網金融企業不可從印尼當地百姓手中融資，只能作為出借方。因此他們若帶不來足夠資金，就難以協助當地金融機構迅速擴大現金貸業務規模業績實現更大范疇的“雙贏”。

一家也在印尼積極尋求現金貸業務拓展機會的國內互金平臺副總裁告訴記者，為此他們將參與C輪股權融資的美元基金投資款“留”在海外，打算與印尼電信機構合資發起金融機構，共同開展當地現金貸業務。

他們調研發現，印度尼西亞2.6億人口里，僅有6%人口擁有信用卡，且當地居民消費多于儲蓄，借貸需求較高；但多數印尼人在支付電信費用同時都會開設一個電子賬戶，很多生活類消費付款（包括一定額度的貸款）都由這個電子賬戶完成，因此印尼金融監管部門也傾向給予當地電信服務商發放第三方支付或P2P金融牌照。

“若我們能與當地電信機構達成上述合作協議，無形間獲得了市場先發優勢。”這位副總裁告訴記者。不過整個談判過程比他預想的更加艱辛。或許是印尼電信機構意識到牌照與消費數據優勢，因此他們提出以消費數據、技術渠道與業務牌照作為“入股資產”換取逾60%股權比重，國內互金平臺則提供運營資金與技術支持以換取不到40%股權。

這讓他們感到現金貸業務實際收益達不到他們此前預期。因此他們正準備改變合作策略，先尋求與當地電信公司開展金融科技輸出合作，但這意味著整個產品研發與業務磨合流程因雙方缺乏信任感被“拉長”，導致實際業務拓展進度遠遠落后于最初的合資規劃。

“事實上，多數國內互金平臺在東南亞拓展現金貸業務絕不是一帆風順的。”李凌直言。目前越來越多東南亞國家金融監管部門意識到現金貸監管的重要性，都在醞釀采取牌照制管理，比如馬來西亞金融監管部門對申請牌照的P2P機構資產端安全性特別看重，因此無論國內互金平臺還是當地金融機構要獲得牌照的難度日益增加。

“僅在印尼，目前約有80多家金融機構在排隊申請牌照，但從去年9月以來，印尼金融監管部門似乎就沒有發過新牌照。”上述副總裁直言，此外當地勞動局、工商部門與稅務部門也會對外來互金平臺是否合規操作加強監管，令他們整個運營成本不斷水漲船高，“有時我們會私下討論最壞狀況，就是東南亞國家現金貸業務沒啟動，但冤枉錢花了不少。”

本站部分文章來源于網絡，版權屬于原作者所有；如有轉載或引用文章/圖片涉及版權問題,請聯系我們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