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艷芬 上海報道

6月14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共同主辦的“2018陸家嘴論壇”在上海舉行。

其中，在“經濟全球化下的世界經濟增長與金融治理體系建設”這一論壇環節，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發表主題演講表示：“國際金融治理舞臺上，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改進了治理。同時，我們也看到還有很多未盡事項，也就是還有很多未能完成的改革和規則制定。”

周小川首先回顧了十年間所做的幾項工作：一是采取經濟復蘇的政策，克服經濟危機的影響；二是在危機過程中，通過IMF來籌集新的資源，防止金融危機的蔓延，防止流動性短缺；三是宏觀審慎，強調資本緩沖的作用，強調逆周期調節；四是加強了監管，首先針對“大而不能倒”的機構，先后明確了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特別是“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另外，周小川特別強調了對市場規則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進，例如讓影子銀行大量回歸，對衍生品交易進行了規范等。

周小川表示：“目前仍舊還有很多事情并沒有真正做好。”

在取得成績和改進的基礎上，周小川坦言：“與2008年時應對金融危機所提出的想法、政策相比，實際做到的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一個是有些政策機制存在爭議，還有一個就是有些想要出臺的政策和機制確實和經濟復蘇有一定的沖突，經濟復蘇如果沒有實現，有些新的措施出臺就有可能給復蘇帶來負面影響。所以，這會帶來一些猶豫不決或者在時間選擇上適當拖后。現在已經過了十年，有些政策還沒有出來。”

周小川指出，第一，本次金融危機里，金融體系中過多的順周期因素，或者正反饋機制，容易使系統大起大落。通過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引入負反饋的機制，減少順周期性的做法并不是太有效徹底，經濟體系中仍然有非常強的順周期特征、正反饋特征，并沒有根本解決。為了減少對外部評級的依賴，要更多的依賴內部評級，但內部評級也有它的問題，最后也在控制對內部評級的依賴程度。到2017年年底，“巴塞爾協議Ⅲ”定稿的時候，最后一個問題是內部評級模型的輸出和標準法輸出的下限決定在72.5%，還是限制了對逆周期因素的引入。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也比較少，一個最重要的措施是資本緩沖，但資本緩沖應用并不容易。

第二，試圖解決但沒有解決的“大而不能倒”問題。大的機構資本比例應該增加，同時如果光是一級資本不能解決問題，就引入“自救債券”和“應急可轉債”。對于應急可轉債和自救債券的措施已經做了很多嘗試，但這方面還沒有做得很完善。

第三，危機的早期，大家共同的認識是有些衍生品發展過度，像“CDO平方”、“CDO立方”，這些產品可能過多的脫離實體經濟，變成金融市場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會產生一些巨大的風險。金融工具、金融市場的交易要更多地為實體經濟服務。就全球來說，最近又出現了一些純粹炒作性的、數字類、加密類的一些產品，跟實體經濟沒有什么關系，但仍舊可以繼續炒熱。所以，這方面還沒有做得很充分。

另外，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從一開始就和國民儲蓄率密切聯系。不管這個說法是不是有爭議，但它至少是值得深思。在最近一輪貿易戰過程當中，大家都關心貿易平衡、貿易赤字，美國的貿易赤字不光是貿易問題、生產能力、生產布局問題，還涉及儲蓄率問題。但是現在的美方主要談判對手都不承認和儲蓄率有任何關系。我們對于危機和不平衡問題的認識也走得不夠徹底。

“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經濟會進入比較全面的復蘇階段，全球金融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還要認識到有很多未盡事項。我們需要抓住有利的時機，在有利時機比較容易解決這些問題，但在有利時機也往往容易麻痹，對這些東西可能有所遺忘，要抓緊完善，確保不發生下一輪經濟全球危機。”周小川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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