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曉 北京報道

外資在中國

金融業，以超預期的步伐進一步走向開放，包括被視為中國金融核心的銀行業，也包括曾經承載先行先試開放使命的保險業，但這不是中國金融業開放的起點，過去十多年，中國金融業在開放中前行，壯大，“狼來了”的忐忑已成過去式。在新起點，回顧外資在中國金融業的探索、挫折與成長，更可見，今日的中國金融業，面對開放時的從容與自信。（周鵬峰）

導讀

“不是外資行在中國發展太慢，而是近幾年中資行發展太快，顯得外資行落后了。實際上，大部分外資行在中國地區的發展與其在全球其他地區比較都不差。”外資行人士張晶（化名）指出。

“這次對外開放的力度遠超預期，尤其允許外資行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是重大利好。”一位外資行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中國頻頻傳遞金融業對外開放信號。4月11日，央行行長易綱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更是宣布多項將于未來幾個月內落實的開放措施，包括允許外國銀行在我國境內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等。

銀監會2016年報顯示，截至2016年底，14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華設立了37家外商獨資銀行（下設分行314家）、1家合資銀行（下設分行1家）和1家外商獨資財務公司，26個國家和地區的68家外國銀行在華設立了121家分行，另有44個國家和地區的145家銀行在華設立166家代表處。

回望10年前的2006年末，22個國家和地區的74家外資銀行在我國25個城市設立200家分行和14家法人機構，41個國家和地區的186家外資銀行設立242家代表處。當時，根據加入WTO的承諾，中國在當年末對外資銀行全面開放人民幣業務，監管標準逐步與中資銀行趨同。

但在外資銀行機構數量不斷增多的同時，外資行在中國銀行業的資產占比在2007年達到2.38%的峰值后逐年下降，2016年降至1.26%，凈利潤占比也由2006年的1.71%下降為2016年的0.62%。外資行在華“掉隊”顯而易見。

多位外資行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這一現狀與外資行體制機制、文化理念密切相關。在當前金融開放背景下，外資行營商便利度有所提升，風控合規理念要優于中資行，但在金融科技、服務、產品創新等諸多方面，中資行已“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外資行發展慢？

“不是外資行在中國發展太慢，而是近幾年中資行發展太快，顯得外資行落后了。實際上，大部分外資行在中國地區的發展與其在全球其他地區比較都不差。”外資行人士張晶（化名）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

截至2016年末，外資行在華總資產規模29286億元，相較2006年增加2萬億，增幅216%。同期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由43.95萬億元增長至232.25萬億元，增幅428%，外資行在華資產占比從2.11%下降至1.26%。過去十年間在華外資行的資產和盈利年均復合增長率在20%左右，這在全球范圍內增速都處于領先水平，只是中資行發展更快。

“資產規模占比的比較其實不在同一個維度上。”張晶認為，在華外資行以分支機構為主，與總部就在國內的中資行比較并不對等。“中資行海外分支機構在當地的銀行業占比也很低。尤其中國銀行業的發展速度在全球銀行業中都領先。”

張晶認為，要看外資行在中國的發展情況，不妨看中國市場在其總部市場之外的利潤貢獻排名，以及總部是否增加在中國區域的投入。

匯豐銀行披露的2017年報顯示，在其171.67億美元的稅前利潤中，中國香港為其貢獻高達95.98億美元，中國內地貢獻稅前利潤達24.88億美元，是利潤貢獻度最高的兩個區域，僅中國內地的利潤貢獻度就達到14.49%，這一貢獻度超過北美洲（美國、加拿大及其他）和拉丁美洲（墨西哥及其他）利潤之和。匯豐銀行表示，集團近年來業務重心轉向亞洲的策略正在取得成效，匯豐將繼續在中國內地開拓業務，并成立匯豐前海證券。

渣打銀行2017年報亦顯示，中國香港收入貢獻度在全球高達23.58%，是該集團最大的市場。渣打銀行尤其指出，“有見該地區的經濟持續增長、人民財富不斷增加、中國企業日趨成熟及國際化，以及人民幣于國際市場的使用度上升，我們正乘勢大力發展業務。”

受累金融危機與合規差異

現實的另一面是，部分外資行分羹中國經濟增長紅利的同時，一些外資行卻黯然離場。明顯的分水嶺發生在2008年之后，受全球金融危機拖累，全球銀行業監管趨嚴，多家外資行收縮戰線變賣資產，以滿足更高的資本要求。

此前中國銀行業改制上市潮中引入的外資銀行股東，為當時虧損嚴重的中國銀行業注入資金，同時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經驗、技術和產品，提升了中資銀行的國際形象。不過外資股東在2013年至2016年間紛紛出售中資銀行股權，以變現改善母行財務狀況。

一些外資行則關閉其在華營業網點或干脆撤出中國。盡管中國區經營相對良好，蘇格蘭皇家銀行還是在2016年解散中國公司，主因其在2007年收購荷蘭銀行未及好好整合便遭受金融危機重創。

中國銀行業在此間卻受到刺激計劃的影響，快速擴張。銀保監副主席王兆星此前曾撰文指出，中國銀行業“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支持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背景下，貸款投放增加較多，其中包括投放到地方政府平臺基礎建設項目和房地產的貸款大幅度增加，而外資銀行投入到這些領域的貸款卻較少。”

一位外資行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華外資行受文化、資產規模以及授信規模的限制，在營銷本地客戶時難以與中資銀行競爭。“假設一家大型國企需要融資幾十億元，找中資行一家或者兩家就能搞定，而且很快放款。而外資行本身在中國境內經營的規模就不大，加上分散風險的考慮，能提供的額度可能不過億，超過一定額度還要報送母行審批，背景審核很細致導致審批流程較長。大企業客戶也更愿意跟中資行合作，省心省事。”

不過，在一些企業的跨境業務中，外資行可以起到較好的補充作用，通過與母行聯動為企業跨境融得低成本資金。此外，外資行更多是為母行所在國的戰略客戶在海外發展提供信貸、咨詢支持。

多位受訪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外資行合規風控意識更強。其在中國的經營要受到母行所在國和中國監管部門的雙重約束，業務也相對單一。與中資行更熟悉本地游戲規則，對于監管紅線的態度也截然不同。

業界如此形容中資行與外資行對于風險的態度：對于監管部門未明確的業務，中資行肯定會做；對于監管部門禁止的一些業務，中資行可能會想如何繞過監管去做；而外資行只做監管部門明確允許的業務。

張晶指出，外資行在華負責人多為職業經理人，母行對其考核首要是穩健運營，其次才是利潤貢獻。一旦受到監管部門處罰，負責人的職業生涯將受到嚴重影響，這使得外資行在華經營首要保證不出錯。

普華永道早年發布的一份《外資行在中國》的報告中指出，由于監管機構對外資行的貸款設置上限、外資行建立分行審批進程相對緩慢等因素，外資行在發展選擇和機遇上受到限制，獲取資金便是各大外資行面臨的重大挑戰，其借貸活動嚴重依賴存款。

業內人士指出，早年網點機構的開設與存款密切相關，但對于外資行來說，即便減少網點限制，其吸存情況也不容樂觀。一些外資行則列舉了產品經營許可審批時間過長、文件及報告編制要求嚴格和國際監管標準本地化等限制因素。

困境與差距

中國正在進一步打開開放的大門。原銀監會春節伊始就發布《中國銀監會關于修改〈中國銀監會外資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的決定》，為外資法人銀行開展股權投資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并取消外資銀行開辦代客境外理財業務等業務的審批，實行報告制，加大外資行在華營商便利度。易綱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更是對超預期開放銀行業路線圖做出具體解釋。

不過外資行近年來亦面臨著自身的困境，比如人才流失。

“基本工資相對高一些，但激勵很有限。外資行就像是一個平穩運行的機器，我就是其中一枚零件。幾年下來感覺自己的提升比較有限。”離開外資行加盟一家互聯網公司的李華（化名）表示。而如果到了中資金融機構，經過幾年的打拼在薪酬激勵和職位上都可以有大幅提升，尤其外資行中有不少海歸背景的人才。

人才流失之外，某外資行客戶崔女士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她在外資行購買理財被收取了較高比例的服務費，但并未感覺到相應的服務。“感覺外資行還覺得自己高高在上，而中資行近些年已經減免了很多服務費，在體驗上更好，我覺得即便走出去這樣的服務也更受歡迎。”

多位外資行人士不約而同提到，當前中資銀行在金融科技領域投入巨大，在手機銀行、移動支付等方面體驗完勝，外資行在這一領域存在較大差距。

“這其實涉及到投入問題，國內的移動銀行業務已經領先全球，要讓母行的人理解這一重要性并撥款投入比較難，畢竟分支行的客戶數相對也有限。”張晶認為，允許外國銀行在我國境內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有助于外資行從母行獲得資金支持并作出靈活安排，提升外資行在華經營競爭力。

對于參股金融機構方面，張晶認為這有利于提升入股機構的管理水平和合規運作，不過受制于外資機構在華的整體規劃短期內或并不明顯。在當前金融業嚴監管、強監管的背景下，早已習慣了“戴著鐐銬跳舞”的外資行或許有新的機會。（編輯：周鵬峰，如有意見建議請聯系：zhoupf@21jing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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