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陳鵬）12月18日，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在與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北京市金融工作局聯合召開的通報會上透露，P2P糾紛案件在2017年達到“高峰”，截至12月中旬，已收案近一萬五千件。

借款合同糾紛成主要案由

“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三中院及轄區法院共受理P2P網絡借貸糾紛案件兩萬余件，以一審案件為主。”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簡稱“三中院”）庭長宋毅介紹稱，2015年三中院轄區收案尚在二三十件，自2016年開始集中爆發，到2017年達到了高峰水平。

記者了解到，上述P2P糾紛的案由主要集中在借款合同糾紛與民間借貸糾紛。宋毅說，P2P網絡借貸糾紛案件的標的額相對較小，尤其自然人作為借款人的，案件標的額基本都在30萬元以下，多數案件標的額在10萬元以下，還有大量案件標的額僅為一兩千元。

在P2P合規的過程中，對合同要素的規范一直是監管方面關注的重點。“互金協會近期將發布個體網絡借貸合同要素標準，規范合同基礎性要素，個體網絡借貸資金存管系統規范和業務規范也已編制完成。”在本月初的一個金融論壇上，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戰略研究部負責人肖翔表示。

監管環境由松至緊，糾紛集中爆發

為何在P2P走向合規的同時，各類糾紛集中爆發？宋毅稱，因為P2P網絡借貸屬于新生事物，沒有成熟的市場監管方案與手段，出于對“互聯網+”創新的鼓勵，2015年以前監管環境較為寬松。2015年以后，監管政策出臺，監管環境趨嚴，此前平臺不規范的行為集中以訴訟的方式呈現。

野蠻生長的P2P于2016年8月首次迎來監管文件，銀監會下發網貸監管辦法。此后，銀監會等部門又發布《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等，作為行業自律組織的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也出臺了個體網絡借貸信息披露、資金存管業務及系統規范等重要標準。

除了監管相對滯后，宋毅表示，隨著人民群眾收入的逐步提高，閑散資金增加，但低門檻的投資渠道較少，而小微企業資金周轉、個人消費升級等催生了大量融資需求。P2P正好匹配這兩種需求，且通過互聯網的撮合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故短時期內規模迅速擴大，交易量大勢必導致相關糾紛增多。

此外，當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尚不完善，P2P平臺對于借款人的融資信息、資信情況、履約能力等都缺乏必要的審核與監督手段，且網絡借貸的還款情況不納入征信系統，無法對借款人產生信用制約，這些因素放大了借款人的違約風險，導致大量案件進入訴訟。

對平臺違規操作的裁判尺度成難點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對P2P案件的審理中難點眾多。據宋毅介紹，難點包括平臺角色的認定、債權連環轉讓中訴訟主體資格的審查、刑民交叉問題突出、平臺收費及借款人息費承擔等方面。

“當前進入訴訟的網絡借貸平臺基本都存在違規操作的情況”，宋毅舉例稱，包括“平臺歸集出借人資金，形成資金池”、“提供擔保并承諾保本付息”、“借款人資金使用成本過高”等。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業務一部負責人沈一飛認為，當前互聯網金融法治領域還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比如，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適用到互聯網金融等創新領域，難免出現針對性和適用性不強的問題。此外，由于部分業態特別是跨界交叉性業務的管理細則和配套性制度尚未出臺，一些從業機構游離于金融法制監管體系之外，某些業務處在‘灰色地帶’，潛藏較大的法律風險。”

宋毅建議，要加強對疑難問題研究，統一裁判尺度，并跟進監管政策，“了解事前監管政策能夠最大限度提高裁判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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