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中卿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

　　“稅收法定，非稅收入也應該法定”

昨日，全國人大代表尹中卿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省代表團全體會議。新京報記者 薛珺 攝

　　昨日，全國人大代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中卿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2020年要實現稅收法定，但稅收法定并不是簡單地把現在的十八個稅種條例都變成法律，而是通過稅收法定的過程，重構和完善中國的稅制體系，建立與高質量發展、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現代稅收體系。

　　他指出，我們現在有六個稅種是法定了，但是其中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還需要改革。

　　1 談GDP目標

　　GDP已不具備高增長條件

　　新京報：今年的GDP預期增長目標6.5%，跟去年的GDP預期增長目標相同，可是去年實際達到了6.9%。今年的GDP預期增長目標為什么不能設定的更高一些？

　　尹中卿：當時討論今年的GDP預期增長目標時，學界和政府機關內部有四種觀點。第一種，希望不要再提經濟增長指標了，一些地方都不考核GDP了，中央也可以取消GDP指標；第二種，建議跟2017年的表述相同，6.5%左右，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第三種，比照2016年的區間目標的提法，6.5%-7%之間；第四種，還有人提出來既然已經觸底了，觸底后應該反彈，中國還得有一二十年中高速增長，應該定在7%以上。

　　我當時主張維持2017年的6.5%左右不變，但是不用再提“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因為我們國家已經不具備高增長的條件了，需求結構變化、消費升級、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金融風險積累、資源環境壓力等等，這些客觀的條件都制約了我們的潛在增長率。如果定更高的目標，能不能達到？能，但是很勉強，會積累更多矛盾、積累更多風險。

　　新京報：前兩天大會一直在討論政府工作報告，你對報告有哪些修改建議？

　　尹中卿：我覺得報告里能不能加上一句話，“形成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高質量發展是當前的重點任務，十九大確定了經濟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

　　我對指標體系比較重視。指標體系是一個指揮棒，只有提出新的要求，按這個做才能得到落實。

　　今年是十三五規劃的第三年，按照《監督法》規定，要進行中期評估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能不能在中期評估階段，結合我國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體系進行評估？

　　調整完善現有指標，增加貫徹新發展理念、適應高質量要求、體現新發展理念特點、反映經濟運行質量的指標，比如全要素生產率、自然資源和資產負債表、政府債務率、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收入中位數、收入倍差率等。

　　再有，僅建立指標體系也不行，還應該建立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統計體系，建立保障高質量發展的績效評價體系和政績考核體系。

　　2 談稅收法定

　　稅收和非稅收入都應該法定

　　新京報：距離2020年實現稅收法定，只有兩年時間了，接下來的任務是不是很重？

　　尹中卿：稅收法定既是稅制改革的原則，也是稅制改革的根據。稅收法定并不是簡單地把現在的十八個稅種條例都變成法律。應該是通過稅收法定的過程，重構和完善中國的稅制體系，建立與高質量發展、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的現代稅收體系。

　　實現稅收法定，不能只搞小稅種，也要搞大稅種。我們現在有六個稅種是法定了，可是，其中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還需要改革，煙草稅、船舶噸稅都是小稅種，增值稅、消費稅等大稅種都沒有改。

　　每一部法律進入立法程序之后，至少也要經過1年左右的時間，像增值稅，如果2018年不提交審議，2019年再提，那么到2020年法律極有可能出不來。所以稅收法定必須加快進度。其實，稅收法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非稅收入也應該法定。

　　新京報：非稅收入包括哪些？

　　尹中卿：向老百姓、企業收的錢，不僅有稅，還有費，很多收費在預算里就構成了政府性基金。對于政府來說，收費叫非稅收入；對老百姓來說，稅也好、費也罷，都要繳錢，都是負擔。

　　這么多年來為企業減負，有些稅降了，可是費并沒有降下來多少。我認為應該加快立法，將非稅收入也納入到法治軌道。稅收法定的原則就在于如果沒有法律規定、如果未經本人或代表同意，老百姓的財產或收入所得都不容許任何人征用、征收、侵犯、剝奪。因此，收稅也好、收費也好，都要經過法定程序。稅收應該法定，非稅收入也應該法定。

　　3 談預算監督

　　預算法實施條例尚未完成修訂

　　新京報：今年是新預算法實施的第四個年頭，能不能對過去三年來的預算執行情況做一個評價？

　　尹中卿：新預算法為現代預算制度奠定了很好的法治框架，實施三年以來各級政府貫徹落實預算法還是做了大量工作，預算管理有很大進展。不過還是有一個缺憾，預算法實施條例至今沒有修改出臺。1994年，全國人大通過了預算法，1995年，預算法實施條例就出臺了。可2014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預算法修改，到現在快4年了，預算法實施條例還沒完成修訂，兩年前我提了代表建議，但是迄今還是沒有修改出來。

　　新京報：條例修訂卡在了哪里？

　　尹中卿：現在爭論的問題主要是，國庫是由財政部門管理，還是人民銀行“經理”？預算法雖然作出了規定，可是有關部門有不同看法。除此之外，預算法施行還有一些問題。比如部門預算，全口徑預算管理應該是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但是連續三年，提交人代會審議的只有96個中央部門的預算，而在財政部有單獨戶頭的中央部門有140多個，這其中一些并不是國家保密法規定的應該保密的部門，至今還沒有納入到預算審查體系。

　　另外，政府投資基金也還是很大的問題。這些基金在預算中找不出來。政府投資基金是國有資產，是從財政拿出的錢設立的，所以設立政府投資基金要慎重，運用基金、基金管理要納入到預算中來，放到明處，接受各級人大的監督。

　　4 談風險防控

　　風險最終都會反映在金融上

　　新京報：今年元旦剛過，您在一個論壇上說，經濟形勢好于預期，但是仍有隱患和風險。具體有哪些風險？

　　尹中卿：從十九大到二中全會、三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次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對三大攻堅戰作出了部署。三大攻堅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我認為風險有多個分類，如金融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房地產風險、養老金支付風險。在金融風險中，又包括流動性膨脹風險、宏觀杠桿率過高風險、資金脫實向虛風險、不良資產風險、類金融和非法金融風險等等。

　　新京報：養老金支付的風險有多大？

　　尹中卿：目前，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整體上還有較大結余，但受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影響，部分省份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撫養比偏低，基金收支平衡壓力較大。2017年，有12個省、自治區養老保險金收不抵支，出現當期缺口。其中，有一個省已經耗盡歷年結余，年末滾存基金結余為負637億元，保發放面臨困難。另有12個省扣除當年財政補貼收入后收支結余為負，不可持續問題比較突出。

　　講到這些風險都可以看到，風險面很廣，但是風險最終都會反映在金融上。所以我們防風險的底線，就是要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實際上就是避免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金融風險是長期病灶，有的隱藏得很深，平常根本看不出來，但是一有風吹草動，一瞬間就可能爆發，一爆發就不可收拾。中央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并且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排在三大攻堅戰的第一個，是很重要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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