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提供：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報 記者 歐陽曉紅 胡艷明 一邊是那頭奔襲的金融“灰犀牛”若隱若現；一邊是移動互聯網時代無現金社會漸行漸近。不同維度的征兆或現象也許并無線性關系，但其內在邏輯均關乎“新舊動能的轉換”，關乎我們能否遠離“灰犀牛”？如何締造經濟新業態或新動能？

所幸中國政府對“灰犀牛”有所察覺和提防。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已給出“監管協調”升級的信號，提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

所謂“灰犀牛”是指發生概率大、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且某種程度上可預知的事件。該比喻的引用最早源自美國作家、曾任紐約世界政策研究所主席的米歇爾.渥克。

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后的首個工作日，即7月17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評論《有效防范金融風險》，首次提及“灰犀牛”：如“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需要增強憂患意識……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

此刻，尤其當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或不及下行墜力時，追本溯源，也許有助于我們甄別真相，探尋新舊動能轉換的本質。

經濟觀察報就此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聽其如何把脈大勢，為政策諫言、尋道。

把脈

經濟觀察報：中國經濟目前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哪一個過程中？經濟增長的新動能與下行墜力相比，情況如何？什么背景下，中國經濟才會開始觸底反彈？

黃益平：目前新舊產業更替的過程尚未完成，討論中國經濟觸底回升或為時尚早。其潛臺詞是過去在低成本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產業恐難以為繼。而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取決于是否有一批具競爭力的新產業。

不過，現在的制造業升級換代很明顯，像家電、大型裝備、汽車，甚至機器人等——這些行業的新舊動能轉換態勢十分明顯。像浙江一帶原來某些低端的制造業已開始升級換代，新的業態正在快速出現。

經濟觀察報：某些新動能帶來的產值或增長，可以替代舊的動能嗎？

黃益平：現在還不行，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仍然明顯。“什么導致增長減速”？業界有兩派觀點：周期性的變化與趨勢性的變化。它們都有道理，但其核心本質是結構轉型。過去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許多產業，已失去持續性的動力……需要新產業來支持中國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新產業可以是過去沒有的全新產業，比如互聯網企業或者3D打印機、無人飛機等。

當然也有升級換代的例子，如家電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家電行業，當時比較低端。好的都是日本、歐洲和美國甚至韓國的品牌?，F在來看：中國家電品牌較20年前已經完全不同，而且已經占領全球家電市場——它這恰恰就是產業升級換代、改進質量的一個過程。

這里，也包括汽車業，大型機電裝備可能亦會成為明顯的切口。此外，手機通信設備、簡單的機械裝備；工程類行業也在向好。這些領域能看到好的態勢。

當然，此過程中，我們現在的勞動成本相比十年前翻了好幾番，其他成本也在上升。因此，新產業必須要有競爭力；一方面控制成本，一方面提升質量、增加附加值。

經濟觀察報：你提及新動能還不足以替代舊產業，還是感覺到經濟增長仍然面臨下行壓力，舊產業方面是否有改善的空間？

黃益平：我覺得比較明顯。新舊產業更替或者中央說的新舊動能轉化——新動能正在形成的態勢很顯性，但得足夠大才能持續地推動經濟增長。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舊產業方面，我們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比如僵尸企業，很多至今沒退出，其結果導致資源的利用效率下降。不少學者分析中國生產率水平在2008年之后顯著衰退。這與低效率企業未退出有關系。此外，凡是僵尸企業比較集中的地區創新必然不活躍；它們都有一定的連串性。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與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均有“抓緊處置‘僵尸企業’的表述。這暗示“處置僵尸企業”已被賦予高度定位，其也是影響全局的關鍵節點。

經濟觀察報：這背后的問題是我們怎么培育新動能？

黃益平：我覺得政府的主要工作應放在——讓舊動能轉型或者退出。新動能培育當然也要做，但新動能發展比較好的地方，往往是市場機制運行有效之地、是頗具企業家精神之地。換言之，政府要做的重要事情是保障一個有效市場與公平競爭環境，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

我們過去花了很大力氣去推動創新，每個地方都辦了孵化器，都有產業引導基金。但客觀上，個人認為，它們對新興產業發展所起的作用不及政府去提供公共服務、公平環境、為企業服務等。全國來看，產業引導基金，某些地方政府更希望在其管轄區域投資一定的比例。如此，最后會發現產業基金可能還是投向了傳統產業。這對地方政府的政績很重要。所以，盡管很多地方都辦了孵化器，但不是每個地方都需要它。最后，從效果看差異很大：有的地方成效明顯，有的地方則在浪費資源。

過去一年多，學者爭論產業政策問題。新的產業形成，需要政府在基礎研究、基礎設施甚至市場環境方面提供支持，但與生產相關的創新活動最好留給市場、留給企業。

經濟觀察報：而且此過程中，是否會出現一個“國進民退”的趨勢？對此，怎么看？

黃益平：“國進民退”并不容易概念化。從總體經濟比例來看，非國企的比例還在上升。但一些領域是出現了國家或者國企控制力的強化。比如企業杠桿率方面：國企的杠桿率是在上升，而民企杠桿率在下降，但它們的內在背景比較復雜，不能簡而言之是“國進民退”。但長期看，除了一些特殊的領域以外，經濟發展主要應該依靠民企。

經濟觀察報：你也曾提及中國互聯網+比較超前，你覺得這個會成為新動能的起點嗎？

黃益平：一個方面吧，比如網購、共享經濟領域等，其相當程度上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更在短期內極大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效率。但背后也有些質疑聲——認為它沖擊了實體經濟，比如對商場、出租車等。相信任何一個新物種出來都會有些調整。但整體而言，它們仍改善了老百姓福利，資源利用效率得以提升。

但這其中也有個問題：對老百姓生活帶來極大便利的這些新模式到底能走多遠？尤其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取決于能否不斷地提高效率。本質上，經濟能否真正持續增長，核心還是看有無技術進步，生產效率能否可持續性提高。

這里，有些互聯網商業模式就值得商榷——因為它有時是一次性的。如大家都用共享單車，但共享單車成功后如何繼續支持我們下一輪經濟增長尚待考量。更重要的是，互聯網+幫助我們打破了許多舊的壟斷，比如在出租車行業和在金融行業，但這些新的機構會不會利用技術優勢成為新的壟斷者，從而傷害消費者的利益？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思考。

誠然，創新過程本是試錯過程，而且創新也是高風險經濟活動。這也是為何創新不能由一家中央機構去指導——因不知誰會成功；所以需要讓千萬個的個體去嘗試。如此，有人失敗也會有人成功。但哪怕一部分人成功，其都對經濟有正面指引。

諫言

經濟觀察報：目前看，你現實感受到的新能動趨勢在哪？其發展是在向好嗎？

黃益平：現實看，支付的正面意義比較明顯——其是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金融發展最成功的案例。反觀不少互聯網金融的具體形式不太成熟，有待考量。

個人認為，支付的普惠性很明顯。有了第三方支付后，很多人的生活變得很便利，包括“出門不帶錢包”，移動支付正在重塑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這應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因為，可以看到現在推動傳統金融機構在做同樣的事。

比如，我去日本出差時，當地店主想讓我用微信支付，因為用銀行卡會收取3%的費用，微信支付只收0.1%。這背后是否有壟斷因素不得而知，但其本質是成本問題。

艾瑞咨詢報告稱，中國的移動支付規模已遠超美國，2016年中國第三方支付機構完成的移動支付交易金額約為美國的50倍。畢馬威此前發布的《全球消費與融合調查報告》顯示，66%的全球受訪者表示愿意使用移動錢包業務，中國這一比例高達84%。

經濟觀察報：回到新舊動能轉化問題上，我們現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是什么？包括新周期開啟的標志是什么？

黃益平：開啟新周期或不到時候，目前新舊動能還處于轉化過程當中，其也涉及到很多人關心的中國經濟下行還要持續多久的問題。

就此，量化角度很難回答，但質的判斷并不難：即它必須是新舊動能轉換大部分完成，換言之，很多舊產能已退出，新動能已形成（杠桿率也沒那么高了），這時候的增長才能企穩，甚至回升；這在短期內未必不能實現。

經濟觀察報：那你覺得轉型過程中，我們因為經濟轉型或者說主動、被動而做出的一些調整符合預期嗎？有專家指出，現階段影響中國經濟的“灰犀牛”主要有三只：高企的企業杠桿率、房地產泡沫和全球流動性拐點。你也指出過，當下問題出在宏觀機制上，比如“資本集中—市場繁榮—價格上升—風險積累—問題暴露—市場輪動調整”等，這些現象恰是近兩年國內金融市場的寫照。

黃益平：很顯然，改革轉型之大方向是好的，但如果客觀評價我們做的很多事情，也許還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我比較贊同不久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交的《G20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技術性評估報告》中，關于中國結構改革的評估。報告認為中國結構性改革成效顯著。

如此看來，中國政府的改革步伐并不慢。但大家的通常感覺是改革過于緩慢；不少學者認為改革應該走得更快，可對比國際各國經驗，我們的改革動作并不少。國內外專家比較失望的，主要集中在國企改革領域，特別是持續虧損的國企仍然不能及時退出，并不僅僅是降低資源利用效率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擾亂了市場的秩序。

經濟觀察報：你曾講過“中國是唯一沒有經歷過系統性經濟風險的國家”，但我們其實還是存在很多隱患，且習慣去兜底……事實上，我們現在還是存在系統性風險隱患的，它是屬于一個什么樣狀況？包括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后的首個工作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評論《有效防范金融風險》，首次提及“灰犀牛”。

黃益平：這取決于各個主體怎么去應對。我并不覺得現在就會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但未來如何不得而知——金融危機很難去預測。往往能夠預測到的——說明時時在防范，也許問題就不太大。不過，通常出現問題恰恰是未曾預料到的。

這也是為什么要看——中國金融部門風險最大的是什么？就此，有各種討論，諸如房地產、股市等……在我看來，最大的風險往往在于監管當局對它了解不夠的領域。

首當其沖的是影子銀行，其產生的原始動機就是為了規避監管。其次是互聯網金融，其監管框架剛剛開始建立。第三是地方財政，我們地方政府的創新能力很強…… 每過兩年中央政府摸一次底，就會發現地方政府的負債又開始漲一節（當然，我也不覺得地方政府現在會出問題），但這恰是一個顯性的潛在風險。因為，不知道其負債到底是多少，有多少真正的財務責任。

經濟觀察報：那怎么辦？如何去摸清呢？

黃益平：過去現在都在“摸”，是來回在“摸”，把它能做的路都一條一條地堵死。這次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官員要對負債終身負責，雖然比較極端，也表明了中央要防范風險的決心。

經濟觀察報：其中的度怎么把握？有時可能會出現“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

黃益平：目前尚無定論。理論上，并非要中央政府來管的，這是體制問題。如果政府不管，那就用市場化的辦法。

市場化的辦法就是，如上海市政府或者北京市政府，根據資產負債表來決定其融資成本。這里有個前提：要做到資產負債表透明。但現在，我們在做的可能處于中間狀態。也因此，財政部不斷在下發一些“禁令”文件，那是因為還沒有真正約束（它們大多是軟約束，如預算等）。

經濟觀察報：在這種焦灼與糾結的狀態中，我們怎么控制風險？摸不清，又明明知道風險在。

黃益平：其實一直在試圖摸清，比如醞釀之中——由央行牽頭，會同銀監會等部委制定的理財大資管新規等。

總之，更多還是要增加項目產品或交易的透明度，增加信息披露。杠桿高了如果能看清風險與問題在哪，可能就無妨。包括監管部門一直要構建一個互聯網金融的新規……所以，并非不作為，但作為過程中確有風險。

尋道

經濟觀察報：你剛才講到資產負債表，那我們的國家資產負債表是個什么狀況？

黃益平：我們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總體不錯。舉例說，政府負債，根據IMF的數據（2016年），地方政府45%，中央政府20%——這些數據都是跟GDP的比例。它相對偏高了，原來OECD有個標準，即加入OECD，要求政府負債不能超過 GDP的60%，我們現在是65%，這不算低。

但我們的負債，和一些國家的區別在于：我們的負債最后轉化成了資產，無論是國有資產還是基礎設施其實都有資產。而其他一些國家借了錢，錢可能就沒了，性質不同。

也因此，我們的資產負債表現在并不差。問題或是，政府無限度兜底，最后都不知道兜了多少。過去有個說法，資產負債表也好，杠桿率也好，存量問題都可能解決，就算60%、80%，并非無法化解；但流量的問題不切斷，債務問題總有一天會“爆”。

經濟觀察報：最后，你覺得目前我們的金融生態、現狀對應什么樣的金融監管機制會比較好？

黃益平：我們短期內不會改變金融監管大的方向，核心在于“一行三會”各有法律支持，如中國人民銀行法、銀監法、證監法、保監法，這四個法如果體系不改變的話，合分并無意義。

但監管角度可以做得更多。這其中，真的需要加強協調，且協調之外所需要的是決策。一行三會協調是很難的，如果沒有權威的協調會變成扯皮。

經濟觀察報：怎么才能形成決策呢？2015年3月，你曾呼吁成立國家金融穩定委員會；而今，剛剛閉幕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定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對此如何看？

黃益平：提高監管協調機構的層級。請一位有決斷力、有經驗的領導來主管。目前情況下，如果框架沒有改變，核心問題是誰來做這個事情；其次，過去有些遺留領域——沒受到金融監管，比如影子銀行和互聯網金融領域等。

而在一行三會分業監管格局未改變但同時混業經營和交叉業務變得越來越多的情況下——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是改善監管協調、政策統籌的一個重要措施，特別是在加強金融監管協調、補齊監管短板等方面。這其中，未來央行在整體監管框架中的作用將會進一步提升。

這個穩定發展委員會應在“一行三會”之上。放在國務院層面，與一行三會存在上下級關系。協調只是一個方面，統籌才是關鍵。如此，監管協調起來較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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